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教育改革不是瞎折

2020-09-17 12:36:38 来源: 昌都信息港

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:教育改革不是"瞎折腾" 王旭明,语文出版社社长,教育部原发言人(第三任) 没有哪个领域像中国教育一样,从卖菜的大妈到金属徽章教育部长,都有话要说。无论你对中国教育持什么样的看法,只要你是心平气和、实事求是来看待中国的教育,不管你骂它也好,喜欢它也好,都必须承认当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发展、大改革、大变化。 当原教育部发言人,现在是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20日做客浙江人文大讲堂下沙分讲堂(杭州师范大学承办)时,我们对他充满期待,因为他是一名活跃的教育知道分子,点击率达上千万人次的一百多篇教育博客,新鲜、锐利,看完令人莞尔和思索。 王旭明回顾这些年的教育经历,说了8个字我爱教育,我爱传播。在他供职于教育部发言人期间,组织了上百场的发布会,接受了上千人次的采访(包括出镜、上站),离开发言人岗位后,撰写了《为了公开我当发言人》一书,主持了突破重重阻力将教育政策转化成可视性极强的电视节目《问教》,其间的酸甜苦辣怎一个哭字了得! 王旭明说,近年来教育在我国越来越热闹了,这是好事,说明人们对教育的重视。也正因为这样,才需要以更理性的眼光看洒水车配件待中国教育。看待教育要从研究、实施、制定政策、传播等不同层面区别分析,否则就是一锅粥。他表示此次演讲仅从当代中国教育传播的层面谈点自己的思考。 从数据看改革力度之大 目前,我国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分别超过了8年半和11年,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员超过8200万人,这两个数据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。我们不妨找两组最有代表性的数据来说明:1949年的时候,全国读大学的人数才12万,到了1978年这个数已经翻几倍了,全国上大学的人有200多万;到了2008年的时候,上大学的人数已经达到2900多万! 中国教育发展这么快是由一系列的大改革带来的,以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例,比如说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,我们知道过去农村的义务教育是人民教育人民办,在很多人父辈上小学的时候,还是全村集资办一个学校。从2006年开始农村义务教育全部纳入到国家公共保障范围里面,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、分项目、按比例负责这样一个分担机制,这样农村教育就由农民办变成了国家办。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,一个国家能够把农村的义务教育管起来、承担起来,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策。 再看职业教育改革。和农村的义务教育不一样,职业教育不是全包,而是统筹、地方为主、各界参与这样一个管理体制。2008年我们国家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达到810万人,占据了中国高中教育的半壁江山。 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更多了。过去不同的部委办不同的学校,条块分割的现象非常严重,2000年开始的时候,针对这种情况,国家提出了共建、调整、合作、合并的八字方针,组建了一批新型的大学,同时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的高校管理体制。 评估当代中国教育的4个误区 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显而易见,但人们在评估当代中国教育时总是存在着误区。 第一个误区是否定发展。现在很多学者说,中国教育发展太快了,就是在还不能跑的时候抢跑了。不错,我国当时面临的两种抉择,一种是条件成熟再发展,一种是条件尚未成熟克服困难求发展,中国选择了后一条道路。高等教育、普九都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展的。据教育部目前披露不完全的统计,全国高校目前的欠债5千个亿,其中2千多亿是银行贷款,另外2千多亿是学校自筹,国家投入就只有几百个亿。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,我国高等学校克服了各种困难实现了扩招。有同志说了,既然条件不具备还扩招什么啊。我们国家60年来一个很成功的经验,就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,共同努力,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现在98%以上的人都能够接受义务教育,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人民教育人民办起来的。 第二个误区就是浓墨重彩讲形势大好,轻描淡写谈存在的问题。这也是一些部门多年来养成的习惯,说一项工作形势大好,我们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话,然后一说存在问题呢,首先是不愿意说,其次不得不说了,还是轻描淡写地说。其实,我们不必讳言中国教育存在问题。刚刚卸任的周济部长在谈到教育发展时说,我们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,在世纪之交实现了辉煌的成绩。重重困难这四个字可见我们存在的问题之多。周济归纳为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,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,不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,办好人民群众的教育仍然任重道远。总理最近也对教育提出了三个亟待,他说当前我们国家教育体制亟待改变,教育投入亟待增加,教育水平亟待提高。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,怎么解决这些问题。 第三个误区就是今不如昔的理论。普遍的理论就是现在的大学生不如过去的大学生,现在的研究生不如过去的研究生,现在的中学生不如过去的中学生,现在的学校不如过去的学校,总而言之,现在不如过去!举个例子,有人说现在大学生不如过去大学生好,很大程度上就是用精英化的高等教育眼光去看现在的大众化教育。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叫大学生,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叫大学生,这两个大学生群体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梨,拿苹果和梨对比,比较苹果好还是梨好,毫无道理,各有各的味道。 最后一个误区是说中国教育改革是瞎折腾。有人说,中国教育改革今天这样,明天那样,是瞎折腾。应该说,我们有时候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没有看准,缺少科学决策过程而草率行动,确有瞎折腾之嫌。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,中国教育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,没有发展就没有变化,没有变化人民群众就更不满意。 教育传播,好好说就行 中国教育的传播有两大主体,一个是教育内部,一个是媒体。教育内部主要指各级教育官员,在政务息透明方面还是有不少进步,但也还存在着少说为佳、不说为佳、能不说就不说、能少说就少说的情况。 再看媒体,媒体分为两大类,一类是教育媒体,一类是非教育媒体。据统计,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市有专门的教育台、教育频道,我们国家也有专门的教育台,在全国360行当中,教育传播渠道是覆盖面最广的媒体。 教育传播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并不理想。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好事说好,把不好的事好好说。今天这个学校出现跳楼的,明天这个学校着火了,大面积的流行病感染,这样的事情本来也不可避免,好好说就完了,也就是及时、准确、全面、有效把这些信息发布给公众,不要躲猫猫。 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,我们有关官员能不能站出来,维护教育的圣洁是一个本质的问题。比如汶川大地震当中有个别老师提出来,可以不顾学生的生命,自己能跑出来就行。据我了解,这样的理论在发达国家,在美国,在欧洲,在西方都是要受到普遍谴责的,但是在我们国家,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,而且还请这位老师频频出镜,得到相当多的喝彩。比如贵州高中某一女老师,同时和她所教的两个男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,这两个男学生发生矛盾,其中一个就把另一个刺死了,这一个就关进了监狱,而这个老师仅仅是双开,从此人间蒸发。有关教育部门对这些严重丧失师德的行为缺乏必要的谴责,我认为,铝合金天沟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,教育官员不应失语。 勇于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王永亮先生提出的传媒精神很值得借鉴。他所说的第一个精神就是史学家的求实精神。传媒应该在言论立场上追求客观的原则,去掉抱有偏见、先入为主、断章取义的做法,真诚公开地向公众提供判断与思考。 第二个精神就是人文精神。教育传播者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高尚的情操、敏锐的观察力,坚守良知、维护正义,有理性、有激情,这就是我们所谓人文精神的内涵。举高考为例,每年高考教育传播者都是一股脑儿去说高考,谁考了状元,多少分,高考的时候怎么采取各种措施,怎么保护高考学生,反正每年的6至8月份是最热闹的,恰恰忽视了落榜生。 第三个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。只有不断怀疑,才能不断接近真相,才能不断接近真理。几周前,我来杭州参加大学生村官座谈会,组织部的同志介绍经验,说为了鼓励大学生当村官,研究生可以免考,我不认同。如果研究生要当村官,你有研究的能力不代表有当村官的能力,你学历高并不是干什么都行,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 讲了上面这些,无非是启发人们科学理性地认识中国教育的现状,及时、有效、全面、准确,当然形象、生动、具体地传播中国教育更好。 《人民》原副总周瑞金先生日前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,我诚以为然。一句话,我们中国教育发展了,发展以后面临着很多的问题,我们能不能去勇于解决,能不能重视发展以后的问题,这是我们每一个人,特别是教育政策的制订者和贯彻者都值得思考的;而能不能够传播发展起来的中国教育,特别是如何正视、解决前进中的教育问题是更多传媒人永远的追求。(本报袁春宇整理尹炳炎摄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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