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曾救周恩来于危难中一生传奇比谍战剧更精彩

2019-06-18 12:34:53 来源: 昌都信息港

她是勇敢反抗包办婚姻的奇女子,

在腥风血雨中屡立奇功,

救周恩来于危难之中,

还曾试图策反蒋纬国。

她品尝过与爱人死别的痛苦,

遭受过漫长的冤屈,

回忆往事,却从无怨悔。

昨天,这位110岁的老人安详去世,

带走一生风雨传奇。

媒体对她的报道中,

总绕不开“红色女特工”

这类吸引眼球的字眼。

但大多数人不知道,

黄慕兰生前,对“红色特工”

“美女间谍”之类的称呼,

一直十分反感。

她说,

自己只一名普通的战士,而已。

1907年,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书香门第。那时的她叫黄彰定,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幕友(相当于秘书),思想开明,曾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。

在这种家庭下长大的黄慕兰,没受过裹足之苦,自幼被鼓励读书。小时候,她读《列女传》,特别喜欢智勇双全的花木兰,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“慕兰”,即仰慕花木兰之意。

1919年,12岁的黄慕兰成为长沙周南女校的批学生。这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,杨开慧、向警予、蔡畅、丁玲都曾在这里就读。虽然只在这里读了半年书,但正是在周南女校,黄慕兰接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教育,在心中播下了解放的种子。

即便家中思想开明,在那个时代,黄慕兰依然没有逃脱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包办婚姻的命运。1923年,黄慕兰依照从小定下的亲事,嫁入婆家,却发现丈夫是个抽鸦片、打丫鬟的“二世祖”。

受过新式教育的她,当然不愿意屈从这样的命运。趁父亲来婆家探望,她偷偷给父亲写纸条,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。

幸运的是,父母听说夫家如此不堪,十分心疼女儿,全力支持她走出家庭参加革命。多年后,黄慕兰曾对人说:“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,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,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。”

30年代初,以学生形象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。

离开父母,黄慕兰只身来到武汉投奔革命,那时的她,只有19岁。

在武汉,她听陈潭秋讲党史,听苏兆征讲工人运动史,听彭湃讲农民运动史,听宋庆龄讲中国妇女运动史……很快,她成了活跃分子,脱稿演讲、演话剧、主持会议,毫不怯场。她经常追随在宋庆龄、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的左右,并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。

1938年,邓颖超同何香凝(前排左二)组织的中国妇女慰劳将士后援会香港分会代表合影。前排坐者右一为邓颖超,居中老夫人为赵洪文国,前排左一为黄慕兰。

1926年,黄慕兰加入中国共青团,同年又入党。之后,她在中共中央机关报《民国日报》做副刊编辑,在那里结识了主编宛希俨,对方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。朝夕相处,两人逐渐产生了爱情。

1927年的“三八”节,对黄慕兰来说,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,宋庆龄、何香凝和柳亚子等社会名流全部到场,而年仅20岁的黄慕兰是那次大会的主席。

游行结束后,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了。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仪式,只是在报上登了“宛希俨、黄慕兰启事:我俩因为志同道合,结为革命伴侣,特此敬告诸亲友”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,勇敢地否定了过去的包办婚姻。

1927年国共决裂后,黄慕兰随丈夫宛希俨转战到江西,两人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。

当时省委机关为了掩护秘密工作,所有的一切都在一家酱园店内进行。怀有身孕的黄慕兰装扮成普通家庭妇女的样子,以避开敌人的注意。

黄慕兰的工作有很多,其中一项是将中央发来的文件抄写一份,一份留在省委,一份转发给团省委。

抄写的方法,是用写小字的毛笔,蘸着米汤水,写在线装书的纸背面。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,字迹就显露出来。米汤水不能太浓,毛笔也不能太粗,否则就会在纸的正面渗出痕迹来。

她也会经常根据交通员的打扮,灵活决定文件写在哪儿。比如交通员的打扮比较洋气,她就会把文件抄在《圣经》里……

然而,地下工作毕竟不是过家家,而是危机四伏、暗箭难防。1928年,他们的儿子宛昌杰才出生3天,宛希俨被捕,4个月后英勇就义。

“希俨牺牲时才26岁,这是我一生遭受到的严重的打击……”黄慕兰晚年时回忆起宛希俨,悲痛之情,依然难以被岁月冲淡。

可在当时,还来不及悲伤,黄慕兰就接到了命令,要求她离开南昌前往上海。

在上海,黄慕兰被分配到了党中央书记处,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,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,她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。

贺昌

在中央机关工作时,黄慕兰遇到了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人: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贺昌。

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,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,两人的感情也日益加深。1929年,经周恩来批准,黄慕兰与贺昌结婚。

艰苦而甜蜜的生活,维系了两年。两年后,贺昌秘密回到苏区打游击,黄慕兰因为地下工作的原因,不能离开上海。夫妻就此分别,却没想到,一别竟是永别。贺昌在率部转移时,遭敌伏击,被包围了7天7夜,因弹尽粮绝而壮烈牺牲……

在上海,黄慕兰营救出不少同志,有些人更是在悬赏名单上赏金的“领导人”。可光靠她的一己之力,是完成不了这些任务的。周恩来曾特地为她物色了一个能打开三教九流局面的关键人物——律师陈志皋。

1931年4月中旬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闸北的寓所被捕。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,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。

4月21日,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,随即叛变。这个中共历史上危险的叛徒,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,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都逐个指认了出来。幸好关向应被捕时,顾顺章正在汉口,对此并不知晓。

此时,营救关向应迫在眉睫。周恩来找到黄慕兰。命令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。黄慕兰在脑子里反复筛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,分析再三,她求助于陈志皋,要求拜见其父亲陈其寿。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,在上海司法界可谓一言九鼎。

黄慕兰与陈志皋

到了陈家,老太爷一看,黄慕兰举止端庄,谈吐注意分寸,很有教养。他也不说客套话,见面就很认真地问:“为什么你是湖南人,而你表哥是关外(关向应是辽宁人,当时把东北叫关外)人呢?”

黄慕兰早有准备,不慌不忙地回答:“我姑妈当年远嫁关外,所以表兄是关外人。他这次来上海经商,不知什么缘故,被戴上了‘红帽子’,当作‘共产党嫌疑犯’给抓起来了,实在是冤枉呀!”

几天后,老太爷约黄慕兰与负责关向应案的赵法官吃饭。席间,陈其寿对赵法官说:“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。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,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作‘共产党嫌疑犯’给抓起来了。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?有什么证据吗?口供怎么样?”

那法官说:“没什么证据,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。”

老太爷就说:“是啊!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?看在我的面子上,就放了他吧!”

赵法官说:“陈老伯,我回去再看看案卷。您的吩咐,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。”

但是关向应还是迟迟没能被放出来,原来是一个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。陈其寿于是让陈志皋用自己的名义送了四两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。,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。

而在营救关向应的过程中,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“插曲”。

为了解关向应案的进展,1931年6月的一个下午,黄慕兰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,偶遇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老同学曹炳生。

陈志皋问:“小曹,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?”

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:“有啊!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,湖北人,60岁左右,镶一口金牙齿,酒糟鼻子,只有9个手指头,是悬赏了10万块钱才抓获的,赏金真高!”

曹炳生又接着说:“这个家伙真不中用,一坐上电椅,就招供了。”

黄慕兰的心悬了起来,暗暗琢磨此人到底是谁。突然,一个符合描述特点的人物闪进了她的脑海里:这个人很可能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!他要是叛变可不得了!

黄慕兰心里急得要命,但一直忍到曹离开。随后,她以头痛为由请陈志皋送她回家。短短两小时之内,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,再由潘汉年传给康生,由康生传给了周恩来,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、蔡畅等人转移。

果然,当天晚上,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,扑了个空......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,又是特科领导成员,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,黄慕兰的这次偶遇,挽救了整个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。

陈志皋在与黄慕兰的接触中发现,自己已深深地被这位美貌智慧的女士所吸引。为此,他展开了彬彬有礼的追求。

1933年,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。但黄慕兰一直都对贺昌念念不忘,陈志皋“竟咬破手指,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”。

党组织认为,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,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,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,黄慕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。

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照

1935年,她与陈志皋“约法三章”:继续尽力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、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、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,之后,同意了他的求婚。婚礼十分盛大,蔡元培、陈志皋的老师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。黄慕兰对外宣称已脱党。

黄慕兰与陈志皋及其子女。

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战斗中,黄慕兰竭尽所能,做了不少争取国民党留沪人员的策反工作。敢想敢做的黄慕兰,甚至曾想争取劝说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留在上海。她通过国民党空军学校校长胡伟克,约了蒋纬国的养母姚冶诚夫人见面。

姚氏夫人是位虔诚的佛教徒,黄慕兰请她共进素斋。席间姚冶诚委婉地说,纬国是她抚养大,虽然思想倾向进步,又不得其父欢心,但他父亲必定会派人来接她母子去台湾的。虽然国民党大势已去,但在这样的时刻,她母子如弃之而去,父子不同患难,似亦不妥。黄慕兰见她去意已决,也不再勉强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黄慕兰和陈志皋未能得到政府的妥善安置,陈志皋于1950年5月末离沪赴港。他的出走,对黄慕兰的感情造成了深重的创伤。

1955年,黄慕兰因潘汉年、杨帆的冤案牵连入狱,1959年转秦城监狱。在经过长达25年的牢狱生涯后,黄慕兰才得以重见天日。

1984年8月24日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颖超与黄慕兰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。一见面,邓大姐亲切地叫了声“慕兰啊”,伤感地说:“我们已有42年未相见了!”姐妹俩嘘寒问暖,回忆往昔。

1984年,黄慕兰(左二)和邓颖超(右二)在中南海合影。

1993年,黄慕兰移居杭州,开始了简单平静的生活。她十分爱清洁,一直保持阅读与写作的习惯,偶尔打打麻将,下午要午睡,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,偶尔会看一点电视连续剧。

黄慕兰在自传中写道:“我生性好强,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,一贯迎着困难上,不消极颓丧,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。这是我一生的长处,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保健妙诀。”

2015年9月,108岁的黄慕兰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。

向这位美丽、勇敢而坚强的女性致敬!

作者:《环球人物》记者 李鹭芸

环球人物原创文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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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:环球人物杂志(今日头条)Tags:中国近代史 周恩来 关向应 抗日战争 贺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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